张之洞劝学篇(中学为体的体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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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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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之洞劝学篇,中学为体的体是什么意思?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初由冯桂芬提出,后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
“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德、新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学和西学之争并没有停止,当时整个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和学术界几乎都参与了这个大论战。清朝官员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流行,但他是在满清传统体制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中学巩固地盘,以便维持中学正统的地位,也就是封建的体制。这跟最早冯桂芬提出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是为西学占一点地盘,而不是让中学独占的目的完全不同。
2. 中国传统文化能体现出公平吗?
公平不是平等,公平更强调“公”,即公理、义理。世界各文化中只有中国传统文化对“公平”的理解最透彻,也最能体现出公平,并超越了公平。儒家首先提出了公平的道德基础。
公平总是以改善人们之间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关系为目的的 , 所以 , 它理所当然地包含了 “善 ”这层意思 , 这是所有讨论公平问题的一个基础。如果离开了善 , 那么强盗之间也可以为了分赃而争取公平 , 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公平。我们想要追求的公平是一定包含着善的 ,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合乎人的生存目的。
儒家提出了儒家式的公平类型。孟子或者荀子都没有讲过人天生平等的话 , 相反 , 他们都认为人天生就不可能平等 , 智与愚、美与丑本来就不一样 , 不能对这些差异视而不见 , 这是讲公平问题的前提。
所以 , 讲公平不能抹杀这些差异 , 而应承认它们的合理性 , 如孟子说的 “无君子 , 莫治野人 ; 无野人 , 莫养君子 ” (《孟子 ·滕文公上 》)。真正的公平乃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 ,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潜质、潜能充分发挥出来 , 该适合干什么就干什么 , 而社会则为此提供相应的条件和保障。“承认 ”也就类似于 “采取 ”, 采取看似不公平的方式来实现公平 , 这就是荀子讲的 “惟齐非齐 ”。
但是 , 以道德代公平 , 以伦理代平等 , 这只会孕育出德性或伦理的政治来 , 事实上中国的政治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道家则提供了平等的智慧。道家从不平等的事实中 , 试图看出一个平等的世界来 , 这自然涉及到 “如何看待 ”世界的问题 : “以道 ”与 “以俗 ”看出来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但是 , 这并非只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 还是一个事实的问题 , 即在什么样的角度上去看待 : 平常的人与君主比较 , 如果在世俗的角度上看待就不可能平等 , 而如果在 “天而生 ”或者都要经历生与死的角度上看待 , 那么就是平等的。
庄子提出了一个作为衡量事物平等、公平关系的标准问题 , 这个标准必须排除主观性 , 它对待谁都是一样的 , 如同平静的水面不会故意把一些人照得丑 , 而把另一些人照得美。这就是它的客观性 , 而客观性就意味着公共性。
道家的公平观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则 , 即既要目的的公平 , 也要手段的公平 : 如果手段不公平 , 那么说到底这样的公平仍是不公平的 , 这与儒家的公平观适成对立。道家的公平观弥补了儒家的偏颇 , 但道家的公平观难以在现实中找到实现的途径 , 因为老子和庄子的学说介于现世与超越之间 , 其现世的部分不足以解决现世的问题 , 其超越的部分则不能对普罗大众产生效果。
3. 劝学篇中张之洞主张是什么?
主张: 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础原则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目的: 在于强化封建君主专制,反对政治改革,因而这一主张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反动性,但是这一教育主张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发展。4. 张之洞谁?
张之洞是晚清历史人物。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
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
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
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
扩展资料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道光十七年(1837年)9月,张之洞出生于兴义府官舍,是张锳的第四个儿子,张之洞幼年禀赋聪慧,五岁入家塾,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先后从好几位老师就学,其中丁诵先、韩超两位老师给他的影响较大。
丁诵先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翰林院侍读,韩超累官至贵州巡抚。
13岁以前,已学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兼习史学、小学(文字学)、文学及经济之学,又自学了《孙子兵法》、《六韬》等多篇兵学名著,打下日后从政和治学的初步基础,并在12岁那年刊刻了名为《天香阁十二龄草》的诗文集。
少年张之洞有夜读静思的习惯,“尝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必得其解乃已”,他回忆说:“后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乃幼时好夜坐读书故。”
这种夜间工作的习惯,曾被人指为“兴居无节”,影响了会见僚属,道光三十年(1850年),不满14岁的张之洞回原籍南皮应县试,得中第一名秀才,进入县学,两年后,又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中举,取得参加会试得中进士的资格。
以当时张之洞的学养实力,他应当能够一气呵成,早日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但他直到27岁那年才得中进士。
这十一年中,他前几年的时间耗在帮父亲办理军务,应付贵州苗民起义,以及结婚生子,为父亲治丧守制,自然无暇无心于应试。
到23岁那年将应会试,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第二年应恩科会试,因为同样的原因,又没有考成,同治二年(1863年),他如愿以偿,得中第三名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衔编修,正式步入仕途,成为官僚阶层中的一员。
同治三年(1864年)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同治五年(1866年),大考二等,以后,他曾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职务,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
他任四川学政时,与四川总督吴棠一起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阮元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
洋务派历史沿革
18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
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编了《海国图志》一书,并且明确在书中阐明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欣、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们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前期(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口号为“自强”,后期(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口号为“求富”。
尽管奕欣贵为当时的恭亲王,并且是总理衙门的主持人,而且中央以满族官员为主,但是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势力并不是他们,而是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主要是因为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势力太强大,洋务派并不敢在中央明目张胆的进行洋务活动,总理衙门尽管是洋务运动在中央的推动机构,但真正实施洋务运动的却主要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在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许后,掀起了一场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5. 曾国蕃为什么毁誉参半?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 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 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 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 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 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 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 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 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 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一)少年得志仕途亨通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 豪门地主家庭。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 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 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 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便早早地对曾国藩进行封建伦理教育了。曾 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 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 至1832 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曾国藩刚28 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 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 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 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
从文才上 看,曾国藩的仕途畅通是与他好学有关,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 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救,不耻下问,博 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 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 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 点: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 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尤其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 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 等。 他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 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 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 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 之患。
”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 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 条件,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步步青云,得到了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 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呖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 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 征战毕生,直至卒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二) 曾国藩之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 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 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风”,“痛恨次骨”。 他认为,“吏 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 “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 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 惩。 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 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 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 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 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 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 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换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 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 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 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 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 要注意详略得当, 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 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 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 无法抹杀,也无须 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 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 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 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 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 “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 主张军政分理, 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 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 之气”。选 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 四曰营务整齐”。 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 “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 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 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 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 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 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 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 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 “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 “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 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 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 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 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 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 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 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 “息”、“眠”、“食”四字 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褒贬不一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 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 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 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 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 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 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
所以对于毁誉参半的曾文正公我们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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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评价中学为体?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清末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观点。我从背景,内容,评价三方面来说说我眼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背景
腐朽的大清朝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天朝大国的的美梦被击得粉碎,洋人的坚船利炮,清朝的武器落后,给部分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部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保家卫国。
内容
“中学为体”中的“中学”以四书五经为首,孔孟之道,即是封建伦理,三纲五常,君君臣臣,实质上就是原来的老路,封建专制主义。
“西学为用”就是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算,医,光,电等等一切的科技知识,用西方的科技知识来武装自己,使大清国强大起来。
张之洞认为,伦理,纲常名教是绝对不能触动的,它是统帅人心的力量,不能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需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保卫落后的“中体”。
评价
张之洞看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比起当时的很多盲目自大的中国人,张之洞这一点很了不起,但是张之洞却不懂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与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紧密相连。
中学为体和西学为用,就像不在一个频率的两条腿,是不可能行走的,两者也无法合二为一!
我们评价历史,不能以现在人的眼光武断的下结论,我们要看当时的环境和面临的情况。
(张之洞的汉阳铁厂)
张之洞的这个说法,也不能完全批判,因为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不是突然间能扭转过来的,在保守势力强大的情况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能起到逐步开放,慢慢引导社会进步的作用,类似我们说的“小步慢跑”!
7. 1872年洋务大臣?
张之洞(1837~1909),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宁津)人。1863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
清末重臣、洋务派首领。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晚年自号抱冰老人。
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1863年(同治二年)中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其间,为清流派重要成员,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陈宝琛、吴大澂、张观准、刘恩溥、吴可读、邓承修、何金寿等人一起,放言高论,纠弹时政,抨击奕、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有“四谏”、“六君子”、“十朋”之称。
1881年(光绪七年),授山西巡抚,为任封疆大吏之始。以后政治态度一变,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884年春,中法战争前夕,奉命署理旋又补授两广总督。任内力主抗法,筹饷备械,起用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等,为战事的进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在广东筹建官办新式企业,设立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以新式装备和操法练兵,设立水师学堂。
1889年,调湖广总督。以后十八年间,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一直久于此任。他将在广东向外国订购的机器移设湖北,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包括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力促兴筑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
1894~1895年署督两江时,仿德国营制,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筹练江南自强军,后又以之为基础在湖北编练新军。为培养洋务人才,尤注重广办学校,在鄂、苏两地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普通教育、师范等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在举办洋务事业中,还大量举借外债,是为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
在湖广、两江总督任上,张之洞颇得一部分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好感,并任用其中一些人充当幕僚。戊戌变法时期,起先以支持维新活动的面目出现。
1895年秋京师强学会成立时,捐金五千为助;未几上海强学分会成立,被推为会长,并派旧属汪康年助办《时务报》;同时对湖南南学会和《湘学新报》亦颇表赞助。但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新旧斗争渐趋激化后,即表明与维新派的分歧,登报声明自除会长之名,对《时务报》的进步言论大加干涉,并严斥积极支持变法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等。
1898年4月,撰《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维护封建纲常,宣传洋务主张,攻击维新思想,反对变法运动。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主张“安内乃可攘外”,多次上书清廷,要求对义和团严加镇压。是年夏,八国联军进逼京津,清政府对外宣战,乃于地方拥兵自重,并在英国策动下,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治安秩序由各省督抚负责。
8月间,在汉口通过英国领事,破获设于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捕杀唐才常等人。随后又在鄂、湘、皖镇压了由维新派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联络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发动的自立军起义。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设督办政务处,命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旋与刘坤一联衔合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及调整中法关系十二事,采用西法十一事,为“新政”活动的重要蓝本。
1903年,会同管理学务大臣商办学务,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首采近代教育体制。
1905年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在东南地区破坏革命组织,镇压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因此受到社会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
1907年调京,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且兼管学部。次年清政府决定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受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旋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1909年(宣统元年)病故,谥文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1880年授翰林院侍读。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1889年8月,调署湖广总督。
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
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军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
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立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
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
《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
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
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
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1898年,张之洞作《劝学篇》反对变法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张之洞参与“东南互保”,镇压两湖群众斗争,并镇压唐才常自立军起义。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有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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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之洞劝学篇,中学为体的体是什么意思?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初由冯桂芬提出,后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
“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德、新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学和西学之争并没有停止,当时整个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和学术界几乎都参与了这个大论战。清朝官员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流行,但他是在满清传统体制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中学巩固地盘,以便维持中学正统的地位,也就是封建的体制。这跟最早冯桂芬提出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是为西学占一点地盘,而不是让中学独占的目的完全不同。
2. 中国传统文化能体现出公平吗?
公平不是平等,公平更强调“公”,即公理、义理。世界各文化中只有中国传统文化对“公平”的理解最透彻,也最能体现出公平,并超越了公平。儒家首先提出了公平的道德基础。
公平总是以改善人们之间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关系为目的的 , 所以 , 它理所当然地包含了 “善 ”这层意思 , 这是所有讨论公平问题的一个基础。如果离开了善 , 那么强盗之间也可以为了分赃而争取公平 , 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公平。我们想要追求的公平是一定包含着善的 ,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合乎人的生存目的。
儒家提出了儒家式的公平类型。孟子或者荀子都没有讲过人天生平等的话 , 相反 , 他们都认为人天生就不可能平等 , 智与愚、美与丑本来就不一样 , 不能对这些差异视而不见 , 这是讲公平问题的前提。
所以 , 讲公平不能抹杀这些差异 , 而应承认它们的合理性 , 如孟子说的 “无君子 , 莫治野人 ; 无野人 , 莫养君子 ” (《孟子 ·滕文公上 》)。真正的公平乃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 ,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潜质、潜能充分发挥出来 , 该适合干什么就干什么 , 而社会则为此提供相应的条件和保障。“承认 ”也就类似于 “采取 ”, 采取看似不公平的方式来实现公平 , 这就是荀子讲的 “惟齐非齐 ”。
但是 , 以道德代公平 , 以伦理代平等 , 这只会孕育出德性或伦理的政治来 , 事实上中国的政治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道家则提供了平等的智慧。道家从不平等的事实中 , 试图看出一个平等的世界来 , 这自然涉及到 “如何看待 ”世界的问题 : “以道 ”与 “以俗 ”看出来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但是 , 这并非只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 还是一个事实的问题 , 即在什么样的角度上去看待 : 平常的人与君主比较 , 如果在世俗的角度上看待就不可能平等 , 而如果在 “天而生 ”或者都要经历生与死的角度上看待 , 那么就是平等的。
庄子提出了一个作为衡量事物平等、公平关系的标准问题 , 这个标准必须排除主观性 , 它对待谁都是一样的 , 如同平静的水面不会故意把一些人照得丑 , 而把另一些人照得美。这就是它的客观性 , 而客观性就意味着公共性。
道家的公平观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则 , 即既要目的的公平 , 也要手段的公平 : 如果手段不公平 , 那么说到底这样的公平仍是不公平的 , 这与儒家的公平观适成对立。道家的公平观弥补了儒家的偏颇 , 但道家的公平观难以在现实中找到实现的途径 , 因为老子和庄子的学说介于现世与超越之间 , 其现世的部分不足以解决现世的问题 , 其超越的部分则不能对普罗大众产生效果。
3. 劝学篇中张之洞主张是什么?
主张: 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础原则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目的: 在于强化封建君主专制,反对政治改革,因而这一主张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反动性,但是这一教育主张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发展。4. 张之洞谁?
张之洞是晚清历史人物。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
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
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
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
扩展资料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道光十七年(1837年)9月,张之洞出生于兴义府官舍,是张锳的第四个儿子,张之洞幼年禀赋聪慧,五岁入家塾,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先后从好几位老师就学,其中丁诵先、韩超两位老师给他的影响较大。
丁诵先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翰林院侍读,韩超累官至贵州巡抚。
13岁以前,已学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兼习史学、小学(文字学)、文学及经济之学,又自学了《孙子兵法》、《六韬》等多篇兵学名著,打下日后从政和治学的初步基础,并在12岁那年刊刻了名为《天香阁十二龄草》的诗文集。
少年张之洞有夜读静思的习惯,“尝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必得其解乃已”,他回忆说:“后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乃幼时好夜坐读书故。”
这种夜间工作的习惯,曾被人指为“兴居无节”,影响了会见僚属,道光三十年(1850年),不满14岁的张之洞回原籍南皮应县试,得中第一名秀才,进入县学,两年后,又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中举,取得参加会试得中进士的资格。
以当时张之洞的学养实力,他应当能够一气呵成,早日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但他直到27岁那年才得中进士。
这十一年中,他前几年的时间耗在帮父亲办理军务,应付贵州苗民起义,以及结婚生子,为父亲治丧守制,自然无暇无心于应试。
到23岁那年将应会试,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第二年应恩科会试,因为同样的原因,又没有考成,同治二年(1863年),他如愿以偿,得中第三名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衔编修,正式步入仕途,成为官僚阶层中的一员。
同治三年(1864年)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同治五年(1866年),大考二等,以后,他曾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职务,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
他任四川学政时,与四川总督吴棠一起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阮元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
洋务派历史沿革
18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
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编了《海国图志》一书,并且明确在书中阐明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欣、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们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前期(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口号为“自强”,后期(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口号为“求富”。
尽管奕欣贵为当时的恭亲王,并且是总理衙门的主持人,而且中央以满族官员为主,但是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势力并不是他们,而是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主要是因为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势力太强大,洋务派并不敢在中央明目张胆的进行洋务活动,总理衙门尽管是洋务运动在中央的推动机构,但真正实施洋务运动的却主要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在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许后,掀起了一场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5. 曾国蕃为什么毁誉参半?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 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 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 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 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 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 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 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 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 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一)少年得志仕途亨通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 豪门地主家庭。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 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 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 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便早早地对曾国藩进行封建伦理教育了。曾 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 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 至1832 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曾国藩刚28 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 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 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 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
从文才上 看,曾国藩的仕途畅通是与他好学有关,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 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救,不耻下问,博 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 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 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 点: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 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尤其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 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 等。 他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 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 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 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 之患。
”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 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 条件,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步步青云,得到了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 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呖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 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 征战毕生,直至卒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二) 曾国藩之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 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 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风”,“痛恨次骨”。 他认为,“吏 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 “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 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 惩。 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 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 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 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 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 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 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换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 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 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 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 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 要注意详略得当, 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 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 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 无法抹杀,也无须 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 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 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 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 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 “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 主张军政分理, 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 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 之气”。选 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 四曰营务整齐”。 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 “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 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 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 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 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 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 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 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 “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 “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 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 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 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 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 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 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 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 “息”、“眠”、“食”四字 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褒贬不一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 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 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 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 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 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 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
所以对于毁誉参半的曾文正公我们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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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评价中学为体?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清末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观点。我从背景,内容,评价三方面来说说我眼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背景
腐朽的大清朝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天朝大国的的美梦被击得粉碎,洋人的坚船利炮,清朝的武器落后,给部分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部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保家卫国。
内容
“中学为体”中的“中学”以四书五经为首,孔孟之道,即是封建伦理,三纲五常,君君臣臣,实质上就是原来的老路,封建专制主义。
“西学为用”就是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算,医,光,电等等一切的科技知识,用西方的科技知识来武装自己,使大清国强大起来。
张之洞认为,伦理,纲常名教是绝对不能触动的,它是统帅人心的力量,不能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需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保卫落后的“中体”。
评价
张之洞看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比起当时的很多盲目自大的中国人,张之洞这一点很了不起,但是张之洞却不懂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与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紧密相连。
中学为体和西学为用,就像不在一个频率的两条腿,是不可能行走的,两者也无法合二为一!
我们评价历史,不能以现在人的眼光武断的下结论,我们要看当时的环境和面临的情况。
(张之洞的汉阳铁厂)
张之洞的这个说法,也不能完全批判,因为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不是突然间能扭转过来的,在保守势力强大的情况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能起到逐步开放,慢慢引导社会进步的作用,类似我们说的“小步慢跑”!
7. 1872年洋务大臣?
张之洞(1837~1909),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宁津)人。1863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
清末重臣、洋务派首领。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晚年自号抱冰老人。
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1863年(同治二年)中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其间,为清流派重要成员,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陈宝琛、吴大澂、张观准、刘恩溥、吴可读、邓承修、何金寿等人一起,放言高论,纠弹时政,抨击奕、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有“四谏”、“六君子”、“十朋”之称。
1881年(光绪七年),授山西巡抚,为任封疆大吏之始。以后政治态度一变,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884年春,中法战争前夕,奉命署理旋又补授两广总督。任内力主抗法,筹饷备械,起用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等,为战事的进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在广东筹建官办新式企业,设立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以新式装备和操法练兵,设立水师学堂。
1889年,调湖广总督。以后十八年间,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一直久于此任。他将在广东向外国订购的机器移设湖北,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包括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力促兴筑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
1894~1895年署督两江时,仿德国营制,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筹练江南自强军,后又以之为基础在湖北编练新军。为培养洋务人才,尤注重广办学校,在鄂、苏两地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普通教育、师范等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在举办洋务事业中,还大量举借外债,是为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
在湖广、两江总督任上,张之洞颇得一部分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好感,并任用其中一些人充当幕僚。戊戌变法时期,起先以支持维新活动的面目出现。
1895年秋京师强学会成立时,捐金五千为助;未几上海强学分会成立,被推为会长,并派旧属汪康年助办《时务报》;同时对湖南南学会和《湘学新报》亦颇表赞助。但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新旧斗争渐趋激化后,即表明与维新派的分歧,登报声明自除会长之名,对《时务报》的进步言论大加干涉,并严斥积极支持变法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等。
1898年4月,撰《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维护封建纲常,宣传洋务主张,攻击维新思想,反对变法运动。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主张“安内乃可攘外”,多次上书清廷,要求对义和团严加镇压。是年夏,八国联军进逼京津,清政府对外宣战,乃于地方拥兵自重,并在英国策动下,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治安秩序由各省督抚负责。
8月间,在汉口通过英国领事,破获设于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捕杀唐才常等人。随后又在鄂、湘、皖镇压了由维新派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联络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发动的自立军起义。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设督办政务处,命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旋与刘坤一联衔合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及调整中法关系十二事,采用西法十一事,为“新政”活动的重要蓝本。
1903年,会同管理学务大臣商办学务,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首采近代教育体制。
1905年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在东南地区破坏革命组织,镇压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因此受到社会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
1907年调京,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且兼管学部。次年清政府决定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受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旋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1909年(宣统元年)病故,谥文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1880年授翰林院侍读。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1889年8月,调署湖广总督。
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
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军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
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立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
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
《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
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
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
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1898年,张之洞作《劝学篇》反对变法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张之洞参与“东南互保”,镇压两湖群众斗争,并镇压唐才常自立军起义。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有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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